2013年2月22日星期五
2013年2月13日星期三
郑永年: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现代政治元年
郑永年: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现代政治元年
![]() ![]() 访谈人:袁训会 以下为文字实录 袁训会:首先,虽然郑老师关注和研究的范围特别广,但我想今天访谈的主题还是集中到“改革”这个议题上。 郑永年:好。 袁训会:一年多以前,您曾写文章提出中国需要二次“南巡”,结果一年多以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上任,果然将首站选在了深圳,并且在深圳重申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决心。 于是,一定意义上来说,您的这篇文章就成了一种政治预言。我的问题是,您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提出这个问题的? 邓小平南巡为中国改革找到了突破口 郑永年:我们说,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实际上整个80年代一直在努力寻找改革的突破口。这些努力主要在经济领域,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等,这些方面一步一步往前推进,但结果发现很多方面的事情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根本改不下去了。 经济领域的改革进行不下去,怎么办?只好进行政治改革了。如邓小平所说,政治改革一方面是要巩固经济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要克服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改革更难,没有几年,就出现了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
2013年2月7日星期四
学术腐败,不值得批判
学人们,请不要浪费自己的宝贵精力与时间去批判学术腐败了!(首先明确一下,学术机构行政领导的腐败不能算学术腐败,如武大副校长之流的腐败,本质上官场腐败。)
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说学术腐败不应该受到批判、根治;而是说,在当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下,你我心里都非常清楚,官场腐败不除,其他任何领域想出淤泥而不染都是Mission Impossible。现实只不过是,官场大腐、学术小腐而已。各行各业,哪个不效尤官场。
官场在天朝不仅仅控制了所有的社会物质资源,同样也引领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向。这是中华文化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无论你我承认与否,学术在社会民众的精神世界中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实在微不足道。在天朝,学术一直都是官场的附庸,为官场提供服务,即使是科学技术也无法摆脱这种悲催的命运。如果你有幸能成为御用,恭喜你,你将在当下名利双收(当然,历史会给你一个应有的评价和定位)。如果你不能成为御用,要么你卑躬屈节地向官场主动靠拢,争取成为御用;要么你甘于清贫、独立思想,当你向社会公布你的所思所想时,要注意分寸,否者就会步刘筱薄之流的后尘。
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说学术腐败不应该受到批判、根治;而是说,在当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下,你我心里都非常清楚,官场腐败不除,其他任何领域想出淤泥而不染都是Mission Impossible。现实只不过是,官场大腐、学术小腐而已。各行各业,哪个不效尤官场。
官场在天朝不仅仅控制了所有的社会物质资源,同样也引领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向。这是中华文化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无论你我承认与否,学术在社会民众的精神世界中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实在微不足道。在天朝,学术一直都是官场的附庸,为官场提供服务,即使是科学技术也无法摆脱这种悲催的命运。如果你有幸能成为御用,恭喜你,你将在当下名利双收(当然,历史会给你一个应有的评价和定位)。如果你不能成为御用,要么你卑躬屈节地向官场主动靠拢,争取成为御用;要么你甘于清贫、独立思想,当你向社会公布你的所思所想时,要注意分寸,否者就会步刘筱薄之流的后尘。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全文)
Posted January 2, 2013
共识书会第三期
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内容全文
编者按:不久前《南方周末》刊发朱学勤在共识网“共识书会”演讲节选整理《出家、思凡、大还俗》与《托克维尔线》两篇文章,引起读者广泛讨论。今特刊发朱学勤老师在“共识书会”演讲全文,以馈网友。
大革命历史回溯
朱学勤:《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说不是一本大众的书。在过去,这仅仅是在法国史学术圈子里面流传的书,但后来慢慢就成为有识之士、有志之士、 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对知识界和学术界来说,这是好事。但是当大家都对国家未来产生的某种忧虑,开始从历史中找答案,本身就证明形势可能不妙。否则朝野上 下的视线怎么会投注在这本书上?这本书1856年写的。说的是两百多年前的事,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中国两百年之后我 们中国人的比较普遍的关注?那说明有一些东西与现实有隐秘的联系。我们不仅仅因为对知识的渴慕,更是因为共同的忧虑迫使我们打开这本书。
2012年12月27日星期四
馮克利:偉大的人和偉大的制度——傅高義《鄧小平時代》譯后感言-民初思韻網
馮克利:偉大的人和偉大的制度——傅高義《鄧小平時代》譯后感言-民初思韻網
一
在座的各位中間,有些人可能已經知道,哈佛大學出版社在去年10月出了一本寫鄧小平的書,作者是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已經榮休的著名東亞研究專家傅高義先生。此書出版后不久,各位所在的北京大學的出版社,據說是有杜維明教授的大力推薦,也很想出這本書的中譯本。有一位編輯,也是我的山東老鄉岳秀坤先生,知道我在翻譯這本書,曾奉他的領導之命與我聯系。其實,不止是北大出版社,據我所知,這半年多來國內有20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有意出版此書,因為傅教授這本書應當算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記述鄧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當前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在世界上影響力的不斷擴大,與鄧小平顯然有著絕大的關系,這使更多人對他有了解的愿望,所以此書上市后在歐美市場上一直很走紅,前些日子曾與《喬布斯傳》一起多日名列《紐約時報書評》的暢銷榜前列。
但是,盡管此書很熱賣,盡管傅高義對鄧小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國內也有很多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此書,至少就我目前所了解的情況看,它能否在中國大陸出版,或出版之后會變成一個什么樣子,至今仍沒有定論。它在中國出版如此困難,并非因為書中對中國有多少詆毀污蔑之辭,主要原因大概是其中包含著大量與1989年那場所謂的“六四風波”有關的內容。我以為傅高義先生對這事說得很客觀,很平實,大體上也符合我的看法,甚至我揣摩著它應當可以被當局所接受。但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說,談論1989年發生的這件大事,不必說對它給予贊揚,就是搞嚴肅的學術研究,甚至對它進行深入分析和批評,在中國仍是官方的大忌,這與我們一向不太敢面對自己不太光彩的歷史記錄有關,結果很多事情到了后來都是一筆糊涂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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